重返1988 (陆峰,江晓燕)-关外西风-重返1988 (陆峰,江晓燕)小说全文免费在线阅读-巅峰阅读

＂村里人都说，天底下最毒的不是蛇，是人心。

可我却一直相信，世上最深的不是海，是血脉亲情。＂婆婆临终前拉着我的手说。

那时候，我心里五味杂陈，只觉得这话来得太晚了。

年，我从石门县嫁到了湘南一个叫石板滩的小村子。

那年我刚满二十岁，梳着当时最流行的齐耳短发，穿着表姐送的的确良衬衫，坐着拖拉机进了村。

乡亲们都说我这个新媳妇有福气，因为周家是村里为数不多有砖瓦房的人家。

丈夫周建国在县砖厂做烧窑工，皮肤黝黑，双手粗糙，指甲缝里总有抹不净的黑灰，但他眼里有光，笑起来憨厚老实。

我们的婚房是周家正屋旁边的一间偏房，两张单人床拼在一起，一个衣柜，一张方桌，简陋却温暖。

结婚那天，公公拿出了珍藏多年的猪头肉，婆婆下了一大锅白面馒头，村里人都啧啧称赞周家的大方。

刚到周家那段日子，我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挑水、做饭、喂猪。

婆婆教我腌菜，说：＂菊香啊，做媳妇就像泡咸菜，刚开始都是苦的，泡久了就香了。＂

我点点头，心里却想着城里表姐曾说过的话：＂女人也要有自己的天地。＂

婚后第三年，我终于怀孕了。

那是个丰收的季节，稻田金黄，玉米棒子挂满了农家屋檐。

公公婆婆得知这个消息，高兴得像过年一样，杀鸡宰鸭，请了村里的亲戚吃饭。

＂我们周家可就指望这一根独苗传宗接代了！＂公公端着盛满米酒的搪瓷杯，一饮而尽。

乡下人有个说法，未出世的孩子在肚子里踹得越有力，生的就越可能是男孩。

我肚子里的孩子特别爱动，常常在我洗衣服或做饭时，肚皮一阵阵起伏，像是在跟我打招呼。

公公婆婆见状，高兴得嘴都合不拢，逢人就说：＂我们家菊香肚子里肯定是个大胖小子！＂

婆婆每天变着花样给我炖鸡汤，说是＂进补为男＂。

村里的王婶看着我日渐隆起的肚子，笑着说：＂这肚子尖尖的，准是个小子！＂

我知道他们盼孙子心切，毕竟周家三代单传，压力不小。

我悄悄地在心里和肚子里的宝宝说话：＂不管你是男是女，妈妈都会好好爱你。＂

腊月初八那天，外面飘着雪花，我的肚子突然疼得厉害。

那时候还没有B超，我们谁也不知道肚子里竟然是一对双胞胎。

建国慌慌张张地骑着自行车，在雪地上滑倒了两次，才把村里的接生婆王大娘请来。

破旧的煤油灯下，我疼得死去活来，咬着被角不敢出声，怕吓着屋外焦急等待的公婆。

生产持续了整整一个晚上。

天蒙蒙亮时，接生婆面无表情地告诉守在门外的周建国：＂是两个女娃。＂

我还记得那天雪很大，窗外白茫茫一片，屋里却沉默得可怕。

婆婆站在炕边，眼神复杂；公公听到消息后转身出了门，在院子里抽了一晚上的烟，烟头扔了一地；建国坐在我床边，手指不停地颤抖，嘴唇发白。

＂建国，生了双胞胎女儿有什么不好？两个一起长大，多热闹。＂我虚弱地问。

建国摇摇头，眼神闪烁：＂爹娘盼着香火...再说，家里条件这么困难，两个女儿将来嫁人还要陪嫁妆，哪里养得起啊。＂

我想反驳，却没有力气，身体的疼痛和心里的委屈一起涌上来，泪水模糊了视线。

那三天，我昏昏沉沉的，身体虚弱得厉害。

夜里，我偶尔能听到婆婆跟建国在隔壁屋嘀咕的声音，断断续续的，听不真切。

＂...县城...那户人家条件好...＂

＂...一个孩子养不过来，何况是两个...＂

＂...别让菊香知道...＂

我心里隐约有种不安，却被产后的虚弱和高烧压了下去。

迷迷糊糊中，我似乎看到公公找来了几个远房亲戚，他们在院子里低声商量着什么。

我想起身看看我的两个女儿，却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。

第三天清晨，我醒来时，发现身边空无一人，连婴儿的哭声都没有了。

我挣扎着坐起来，喊着建国的名字。

他很快推门进来，脸色苍白，眼睛红肿，像是一夜未眠。

＂孩子呢？我要看看孩子。＂我急切地说。

建国站在床边，手足无措地搓着双手：＂孩子...送人了。＂

＂什么？＂我以为自己听错了。

＂送给县城的一户人家。他们有钱，能给孩子们好日子过。＂建国低着头，不敢看我的眼睛。

我一把抓住他的衣领：＂你说什么？你把我的孩子送人了？！＂

我歇斯底里地哭喊着，要下床找孩子，却被建国和闻声赶来的婆婆按住了。

＂菊香，你身体还没好，别折腾了！＂婆婆的声音难得地严厉。

＂我不管！那是我的孩子！我要找回我的孩子！＂我挣扎着，却被按在床上。

建国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药瓶，倒出一粒药，强行塞进我嘴里。

＂这是医生开的安神药，你睡一觉就好了。＂他的声音轻得像蚊子哼哼。

我挣扎着，想吐出药丸，却感到一阵天旋地转，眼前一黑，沉沉睡去。

等我再次醒来，已经是三天后了。

窗外的雪停了，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，照在空荡荡的婴儿床上。

我躺在床上，看着那个婴儿床，心如刀割。

那时候的我，不知道未来的二十多年，我会怎样寻找那两个被送走的女儿，也不知道命运会怎样把我们重新联系在一起。

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。

我像行尸走肉一样生活着，每天机械地做饭、洗衣、喂猪，少了往日的生气。

村里人都知道了我生了双胞胎女儿又送人的事，背地里指指点点。

有人说我命不好，生不出儿子；有人说周家狠心，亲生骨肉也舍得送人；也有人同情我，说女人在农村就是受苦的命。

建国变得沉默寡言，每天天不亮就出门上工，天黑透了才回来，像是在躲避我的目光。

公公整日躲在屋里抽烟，烟雾缭绕中，他的脸显得格外苍老。

婆婆倒是一如既往地忙碌，只是再也不提孩子的事，仿佛那两个小生命从未来过这个世上。

但我知道，那两个小生命存在过，她们是我身上掉下的肉，是我血脉的延续。

一个月后的一天晚上，我终于按捺不住，跟建国大吵了一架。

＂你怎么能把孩子送人？那是我十月怀胎生下来的啊！＂我哭着质问他。

建国跪在地上，抱着我的腿：＂菊香，我也不想啊！可是家里实在太穷了，一个孩子都养不起，何况是两个女娃！＂

＂村里那些人都说，女娃没用，还是双胞胎，以后嫁妆翻倍，家里根本养不起。＂他哭着说，＂我爹娘整天唠叨，说要是留下来，将来谁来传宗接代？谁来养老送终？＂

我恨他的懦弱，也恨自己的无能。

但在那个年代，在那个偏远的小山村，一个农村媳妇能有多少选择权呢？

＂那你告诉我，我的孩子被送到哪里去了？＂我抓着他的肩膀问。

建国摇摇头：＂我不知道具体地方，只知道是县城一户姓黎的人家，听说是医生。＂

＂我要去找回我的孩子！＂我擦干眼泪，下定决心。

建国愣住了：＂这...这不可能的。那户人家给了钱，就是买断了，哪有再要回来的道理？再说，公婆那关也过不去啊。＂

我瞪着他：＂那你就这么认了？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亲生骨肉叫别人爹娘？＂

建国低下头，不说话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收拾了几件衣服，准备去县城寻找我的孩子。

婆婆发现后，一把拉住我：＂你要去哪儿？＂

＂我要去找我的孩子！＂我挣脱她的手。

婆婆叹了口气：＂菊香啊，都过去了，别再提了。你还年轻，以后还能生。＂

我冷冷地看着她：＂那是我的孩子，不是什么可以随便送人的东西！＂

婆婆的眼睛红了：＂你以为我想吗？可是家里条件这么差，两个女娃怎么养？将来谁来给周家传宗接代？＂

我终究没能去成县城。

建国把我拦了回来，公公找来了村支书做思想工作，说什么＂计划生育＂政策严了，要是闹大了对谁都不好。

最终，我妥协了，但心里的那道伤口却一直没能愈合。

后来，我和建国搬到了县城。

那是年，县里的纺织厂在招工，建国托了关系，让我进了厂。

我们租住在厂区附近的一间小平房里，十几平米，一张床，一张桌子，一个火炉，倒也比村里的土屋强多了。

每天我骑着二八自行车，跟着厂里的钟声起居，倒也有了些城里人的样子。

有了工作，我的心情好了些，至少不用整天面对那个让我心痛的村子和房子。

纺织厂里的姐妹们都很热情，午休时常凑在一起看《渴望》，看刘慧芳和江晓燕的故事，看得泪流满面。

我特别喜欢江晓燕，那个被迫离开亲生父母，又历尽艰辛寻找亲人的姑娘。

每次看到她，我就会想起我那两个素未谋面的女儿，不知道在哪家人的屋檐下长大，是否安好。

一年后，我又怀孕了。

这次，建国紧张得不得了，每天变着法子给我补身子，生怕有闪失。

公婆也从村里赶来照顾我，婆婆甚至把村里的老母鸡都带来了，说要给我下奶。

年春天，我生下了一个男孩，取名周阳光，寓意光明的未来。

公婆的眉头终于舒展开来，脸上的皱纹都舒展了不少。

村里的亲戚都来看我们，带着红鸡蛋和礼物，热闹非凡。

建国连着请了三天假，每天抱着儿子，笑得合不拢嘴。

我看着他们的样子，心里既欣慰又酸楚。

为什么同样是孩子，男孩就能得到这样的欢迎和宠爱，而我那两个女儿却被无情地送走？

这不公平。

我始终觉得心里有个洞，怎么也填不满。

每次在街上看到成双成对的小女孩，我就忍不住泪流满面。

我常常偷偷拿出一块红布，上面绣着两朵连体的小梅花，那是我原本打算送给双胞胎女儿的胎毛礼物。

闲暇时，我就去县城的医院打听有没有姓黎的医生，可惜一无所获。

县城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人来人往，我这个打工妹根本没有门路。

年，国家开始鼓励下海经商。

建国从砖厂辞了职，跟几个朋友合伙开了个小五金店。

县城正在搞建设，大大小小的工地多，五金生意还不错。

我们的日子也渐渐好起来，从租房到买了两居室的楼房，从黑白电视到彩电，从自行车到摩托车。

阳光也一天天长大，成了个聪明伶俐的小男孩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农村也慢慢富裕起来。

年，我们家在县城买了商品房，环境不错，还带个小阳台。

阳光也考上了重点高中，是个有出息的孩子。

村里人看到我们，都夸周家有福气。

可每年的腊月初八，我都会一个人坐在阳台上，望着远处发呆。

那是我的两个女儿出生的日子，也是她们离开我的日子。

＂你还惦记着那两个孩子？＂有一次，建国端着热茶走到阳台，看着我发呆的样子问。

我没说话，只是攥紧了拳头。

他叹了口气，靠在阳台的栏杆上：＂都过去快二十年了，别想了。＂

我抬头看他，发现他鬓角的白发越来越多，眼睛里却藏着愧疚。

＂我知道你恨我。＂他低声说，＂我也恨我自己。＂

我摇摇头：＂我不恨你，我恨的是那个时代，那些愚昧的观念，还有我们的无能为力。＂

建国放下茶杯，握住我的手：＂阳光这孩子争气，今年考上大学了，我们也算对得起他。至于那两个...也许她们过得比跟我们在一起还好呢。＂

我不置可否，心里却在想：等阳光上了大学，我一定要开始寻找我的女儿们。

这些年，我一直在暗暗收集信息。

从村里的老人那里打听当年介绍的媒人是谁，从县医院退休的老护士那里打听姓黎的医生去向，从县志档案馆查阅当年的医护人员名单...

线索很少，但我从未放弃。

年深秋，婆婆得了重病。

她卧床不起，整个人消瘦得只剩皮包骨。

有一天晚上，她突然拉住我的手，喘息着说：＂菊香啊，婆婆对不起你。当年...是我和你公公逼着建国送走了孩子。＂

我的心一紧：＂婆婆，孩子们现在在哪里？您知道吗？＂

婆婆眨了眨浑浊的眼睛：＂县城...黎家。黎医生家。＂

我的心跳加速：＂您知道他们家住在哪里吗？＂

婆婆摇摇头，虚弱地说：＂不知道具体地方，只知道是县医院的医生。＂

她费力地从枕头底下拿出一个布包，塞到我手里：＂这是当年...的东西，你留着...＂

我打开那个泛黄的布包，里面是两张小照片和一块红布，红布上绣着两朵连体的梅花，和我偷偷保留的那块一模一样。

照片上是两个小婴儿，脖子后面各有一个浅浅的梅花形胎记。

我的心一下子揪紧了，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下来。

＂这是她们的胎记？＂我颤抖着问。

婆婆点点头：＂当时拍了照片，怕以后认错了。＂

我紧紧握住那两张照片，泪如雨下。

婆婆握着我的手，声音微弱：＂菊香，婆婆知道错了，这些年一直愧疚。我和你公公那时候太糊涂了，被老观念蒙蔽了眼睛。＂

我擦干眼泪：＂婆婆，我不怪您。那时候大家都这么想。＂

婆婆闭上眼睛，喃喃地说：＂希望你能找到她们...希望她们能原谅我们...＂

几天后，婆婆走了，带着对孙女们的愧疚和思念。

葬礼后，公公把我和建国叫到一边，从怀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条。

＂当年...是我们找了媒婆张婶牵线，把孩子送给了县医院的黎医生家。＂公公的声音颤抖，＂黎医生夫妇一直没孩子，说好了给我们五百块钱，但最后只给了三百。＂

＂张婶现在还在村里住吗？＂我急切地问。

公公摇摇头：＂去年过世了。她临走前告诉我，说当年黎家嫌弃是女孩，最后没要成。是送给了别人家。＂

＂送给谁家了？＂建国紧张地问。

公公双手颤抖：＂张婶没说清楚，只说是县城体面人家。＂

＂我们当时太糊涂了...＂公公老泪纵横，＂把亲生骨肉送人，天理不容啊！＂

那天晚上，我和建国彻夜未眠。

我们决定，要找回女儿，哪怕只是见上一面。

第二天一早，建国请了假，我们一起去县医院打听黎医生的下落。

通过医院的老职工，我们得知黎医生早已调走，打听好久才知道，他们一家早在年就搬去了广州。

更让我们绝望的是，老职工说黎医生家收养的是个男孩，不是女孩。

＂那我们的孩子呢？＂我崩溃地问建国。

建国安慰我：＂别急，我们一定能找到的。＂

我们开始了漫长的寻找之路。

先是县里的福利院，再到各个邻近的村镇打听。

我们发动亲戚朋友，打听有没有人知道年底有谁家收养了双胞胎女婴。

建国甚至跑遍了县城周围的小学，查看那几年出生的学生名单，希望能找到线索。

碰壁无数次后，我们几乎要放弃了。

直到有一天，建国的一个工友提起，当年在县城做媒的张婶除了嫁姑娘娶媳妇，还有个＂副业＂，就是帮人说和收养孩子。

＂那个张婶是不是留着一撮白头发，说话喜欢咂嘴的那个？＂工友问。

建国点点头：＂就是她！＂

＂她住在东关街那边，跟她女儿一起。＂工友说，＂她女儿开了个小卖部，叫张红的。＂

我们立刻找到了东关街的那个小卖部。

张红是个四十出头的妇女，见我们打听她母亲的事，起初很警惕。

在我们说明来意后，她犹豫了一下，领我们去了她家。

在昏暗的堂屋里，我们见到了已经卧病在床的张婶。

她比我记忆中苍老了许多，头发全白了，眼睛浑浊，但仍然保持着那个咂嘴的习惯。

＂我是周建国，石板滩的，年您帮我家把双胞胎女婴送人...＂建国小心翼翼地说。

张婶眯着眼睛打量我们：＂哦，是你们啊。怎么，现在想起来找孩子了？＂

我激动地握住她的手：＂大娘，求求您告诉我们，我的孩子们现在在哪里？＂

张婶叹了口气：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孩子们早就长大了，你们找她们做什么？＂

＂她们毕竟是我们的亲生骨肉，我们只想知道她们是否平安。＂我哽咽道。

张婶看着我们诚恳的样子，似乎有些动容。

＂当年黎医生家临时不要了，嫌弃是女孩。那时候我手头正好有两家人想要孩子，就一人送了一个。＂她慢慢地说。

＂是谁家？＂我急切地问。

＂我就托人介绍给了县城电影院的施支书家和邮电局的陈股长家，一人一个。＂张婶撇着嘴说，＂都是体面人家，孩子肯定吃穿不愁。＂

＂他们家住在哪里？＂建国急忙问。

＂都是县城的干部，住单位分的房子。＂张婶说，＂不过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谁知道他们还在不在县城呢？＂

她犹豫了一下，又补充道：＂你们就别去打扰人家了。那两个孩子现在肯定也长大成人了，有自己的生活。＂

＂大娘，她们是我的孩子啊。＂我哭着说，＂我只想看看她们，知道她们过得好不好。＂

张婶叹了口气：＂施家的那个取名叫林小梅，陈家的叫赵小蓉。当年给她们办户口的时候，我还帮着跑了腿。＂

这是条重要线索，但施支书和陈股长也都已经调走多年。

我们在县城打听了好几天，才知道施支书在年调到了省城，陈股长则在年去了上海。

线索再次中断，我们又陷入了绝望。

年，我在县城遇到了陈股长的前同事，得知陈家年去了上海，又在年去了南京。

我们马上订了去南京的火车票，却在那里扑了个空。

陈家的老邻居告诉我们，陈股长一家已经移居澳大利亚，女儿赵小蓉在广州工作。

＂赵小蓉？＂我激动地重复这个名字，＂您知道她在广州做什么工作吗？＂

老邻居摇摇头：＂不太清楚，好像是在什么公司上班。人家姑娘现在肯定都成家了。＂

失望之余，我在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在县城文化馆举办的＂改革开放三十年＂摄影展上，看到了一张合影。

照片上是一群年轻人，其中一个女孩引起了我的注意——她长得很像年轻时的我，脖子上还戴着一条梅花吊坠。

照片说明上写着＂县实验中学届毕业生合影＂。

我的心跳加速，难道这是我的女儿？

我找到文化馆的工作人员，询问这张照片的来源。

工作人员告诉我，这是县实验中学提供的，照片上的学生现在应该都三十多岁了。

我和建国立即去了县实验中学。

学校的老校长还健在，在我们说明来意后，他翻出了届的毕业册。

＂林小梅，年出生，现在是北京一所大学的老师了。＂老校长指着毕业册上的一张照片说。

照片上的女孩笑容灿烂，眉眼间确实和我有几分相似。

＂她...她有没有个双胞胎妹妹？＂建国颤抖着声音问。

老校长思索了一下：＂实验中学确实有对双胞胎，一个叫林小梅，一个叫赵小蓉。不过她们上学时并不知道彼此是亲姐妹，老师们也不知道。因为长得实在太像，常被分开坐，免得上课捣乱。＂

我和建国对视一眼，激动得说不出话来。

老校长继续说：＂赵小蓉后来去了广州读大学，好像是中山大学。＂

我们谢过老校长，心情激动地回到家。

我们有了明确的线索——林小梅在北京，赵小蓉在广州。

通过儿子阳光的同学关系，我们联系上了北京大学的校友录，终于找到了林小梅的联系方式。

年春节，在一番周折后，我们终于在北京见到了林小梅。

初见时，我几乎认不出她——她比我想象中要高，皮肤白皙，一头利落的短发，眉宇间有建国的影子，但眼睛和嘴唇的轮廓，简直就是我年轻时的翻版。

我们坐在一家咖啡馆里，气氛有些尴尬。

＂林老师，谢谢你愿意见我们。＂建国紧张地搓着手说。

林小梅礼貌地点点头：＂周先生来电话说有重要的事，我很好奇。＂

我深吸一口气，鼓起勇气说：＂小梅，我们...我们可能是你的亲生父母。＂

林小梅的表情瞬间凝固了，手中的咖啡杯险些掉落。

＂您...您在说什么？＂她震惊地问。

我颤抖着拿出那两张婴儿照片和绣着梅花的红布：＂这是你小时候的照片，你脖子后面有一个梅花形的胎记，对吗？＂

林小梅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后颈，眼睛瞪大：＂你们怎么知道？＂

＂因为那是我们的女儿身上的标记。＂建国哽咽着说，＂年腊月初八，你和你妹妹出生在湘南石板滩。三天后...我们...我们把你们送人了。＂

我们告诉她真相时，她震惊得说不出话来，只是紧紧盯着那两张照片和红布，手指微微颤抖。

＂所以...我还有个双胞胎妹妹？＂林小梅颤抖着问。

我拿出那块绣着两朵连体梅花的红布：＂这是我当年亲手绣的，本来打算给你们做满月礼物的。＂

林小梅沉默了一会，然后从包里拿出一块一模一样的红布，只是上面只绣了一朵梅花：＂这是我的护身符，养母说是我来时带的。她告诉我，这朵梅花代表我的名字，是我的福气。＂

我们相拥而泣。

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，却洗清了多年的愧疚和思念。

林小梅告诉我们，她的养父母对她很好，供她读完大学，现在她在北京一所大学教书。

养父母早就告诉她是收养的，但并不知道她还有个双胞胎妹妹。

＂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被遗弃的孤儿。＂林小梅擦着眼泪说，＂从来没想过，我还有亲生父母，还有个双胞胎妹妹。＂

建国愧疚地低着头：＂对不起，当年我们太软弱了，被困难和旧观念打败了。这些年，我们没有一天不在后悔。＂

林小梅看着我们：＂我需要一些时间来接受这个事实。＂

我点点头：＂我们理解。你现在过得好，我们就安心了。＂

临别时，林小梅问：＂我的妹妹...她叫什么名字？她现在在哪里？＂

＂她叫赵小蓉，据说在广州工作。＂我说。

＂广州？＂林小梅惊讶地说，＂我有个同学就在广州大学教书，也许能帮忙打听。＂

通过林小梅，我们联系上了在广州的赵小蓉。

她刚生完孩子，无法来北京。

我们决定去广州看她。

赵小蓉的家在广州的一个老小区，窗户上挂着红红的灯笼，门口贴着大大的＂福＂字，一派喜庆。

看到我们，她先是警惕，表情冷淡，在见到林小梅和那块红布后，她捂住嘴，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。

＂姐姐...＂她轻声说道，紧紧抱住了林小梅。

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孩抱在一起，一个着急坐飞机来不及换衣服，穿着职业装，一个刚生完孩子，穿着宽松的家居服，却有着一样的眉眼，一样的轮廓，仿佛照镜子一般。

赵小蓉的养父母坐在一旁，神情复杂。

养母是个温婉的南方女人，西装革履的养父则一脸严肃。

＂你们为什么现在才来找孩子？＂赵养父直截了当地问。

我们把当年的事情和这些年寻找的经历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们。

说到动情处，建国哽咽得说不出话来，我也泪流满面。

赵养母悄悄擦着眼泪，赵养父的表情也渐渐缓和下来。

＂那时候确实是这样，农村家庭重男轻女，加上养不起，送养的很多。＂他叹了口气，＂好在小蓉遇到了我们，我们把她当亲生女儿养大。＂

养母告诉我们，当年他们从张婶那里抱养了小蓉，张婶只说孩子是个弃婴，从未提过还有个双胞胎姐姐。

＂我们把她当亲生女儿养大，供她读书，现在她也有自己的家庭了。＂赵养母说，声音略带哽咽。

我紧握着他们的手：＂谢谢你们，给了她幸福的童年和未来。我们...欠你们太多。＂

赵养父摆摆手：＂别这么说。遇到小蓉，是我们的福气。这孩子从小就懂事，学习好，工作也努力，现在是医院的主治医生了。＂

他补充道：＂小蓉刚生了个女儿，你们也算有外孙女了。＂

我鼻子一酸，连忙问：＂孩子多大了？＂

＂满月了，正好赶上过年，热热闹闹的。＂赵养母笑着说。

那个春节，我们两家人坐在一起吃了团圆饭。

饭桌上，建国举起杯子，声音沙哑：＂谢谢两位老人家，养育了我们的孩子。我和菊香...欠她们太多。＂

赵养父拍拍他的肩膀：＂过去的事就不提了。重要的是，孩子们长大了，有自己的生活和追求，这就够了。＂

林小梅和赵小蓉坐在一起，时不时碰碰肩膀，仿佛在确认对方的存在。

她们长得真像，笑起来的样子，眼睛弯成月牙的模样，都像极了年轻时的我。

但性格却很不同——林小梅文静内敛，像她父亲；赵小蓉活泼开朗，像年轻时的我。

姐妹俩一会儿说着各自的童年，一会儿又感叹命运的神奇。

＂我从小就梦见有个和我一模一样的妹妹，原来真的存在。＂林小梅感慨道。

＂我养父母早就跟我说我是养女，但我从没想过还有个双胞胎姐姐。＂赵小蓉笑着说，＂早知道，上学时就可以换着考试了。＂

大家都笑了起来，气氛一下子轻松了不少。

当晚，赵小蓉的丈夫抱着刚满月的小女儿回来了。

那个小生命皱巴巴的小脸，粉嘟嘟的小嘴，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的赵小蓉和林小梅。

＂妈，您要不要抱抱她？＂赵小蓉轻声问我。

我愣了一下，眼泪瞬间涌了出来。

这是赵小蓉第一次叫我＂妈＂。

我小心翼翼地接过那个小生命，轻轻摇晃着，哼着家乡的童谣。

建国站在一旁，眼睛湿润，嘴角却挂着幸福的笑容。

＂她叫什么名字？＂我轻声问。

＂梅瑶。＂赵小蓉说，＂梅是取自我的名字中的＇梅＇字，瑶是希望她像玉一样珍贵。＂

我点点头：＂好名字，梅瑶，我的小外孙女。＂

天亮前，我独自站在赵家的阳台上，看着远处城市的灯火。

二十多年的愧疚和思念终于有了归处。

我想起村里那句话：天底下最毒的不是蛇，是人心。

但现在我能理解婆婆的补充：世上最深的不是海，是血脉亲情。

那一刻，我突然明白，我们都是时代的尘埃，被各种观念和压力裹挟着生活。

但无论如何，亲情的纽带从未真正断裂。

我们失去了女儿们的童年，但还来得及参与她们的未来。

回湖南的火车上，建国握着我的手说：＂菊香，对不起，当年我太软弱了。＂

我摇摇头：＂我们都是普通人，都有做错的时候。重要的是，我们找回了女儿，这就够了。＂

＂阳光知道姐姐们的事了吗？＂建国问。

＂我已经告诉他了，他说等放假就去北京看姐姐。＂我笑着说。

建国点点头：＂一家人，就应该常见面。＂

窗外，田野飞快后退，远处的山峦依稀可见。

春天来了，万物复苏，我们的心也终于找到了家的方向。

二十多年后，在人潮涌动的春运列车上，我看着窗外飞逝的风景，心中满是感慨。

那两个曾经被我们送走的小生命，如今已经成为独当一面的成年人，有了自己的家庭和事业。

虽然我们错过了她们的童年和青春，但命运还是给了我们重聚的机会。

或许这就是血脉亲情的力量，无论相隔多远，无论过去多久，最终都会找到彼此。